火车是夜班车。
硬卧，中铺。
以前出差买不起机票时，常坐这种铺位。
后来升了总监，飞惯了商务舱。
再躺在这里，竟有点陌生。
对面是个年轻女孩，刚毕业的样子，趴在铺位上用平板追剧。
她看我一眼，笑了笑。
“哥哥，你一个人出远门啊？”
“嗯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
我说了一个南方小城的名字。
她眨眨眼。
“旅游吗？”
“定居。”
她噢了一声，没再追问。
火车开动了。
窗外是城市边缘灰蒙蒙的楼群，渐渐变成农田，变成远山。
我把窗帘拉上。
睡不着。
那封信，我到底还是带上了。
此刻就在我随身的背包里，和护照、存折、房产证放在一起。
我把它抽出来。
牛皮纸信封，没有封口。
里面是一沓纸。
信纸，便签纸，打印纸，随手撕下来的活页纸。
字迹不同。
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写着写着，笔迹就歪了。
我抽出最上面那张。
日期是二〇一五年四月。
她写：
“今天路过花店，看见一盆茉莉。想起他刚搬进我家那年，在窗台上养了一盆。他说茉莉开了，整个夏天都是香的。
后来花死了。他没哭，把枯枝收进抽屉里。
我以为他忘了。
今天才知道，他一直留着。
那盆茉莉，我没买。
买给谁呢。
买给他，他不会收。
买给另一个人，对那个人不公平。”
我翻到第二张。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。
“结婚一年了。
他学会做糖醋排骨，学会熨衬衫，学会在我加班时把饭菜热好放进保温箱。
他学得很快。
快到我差点忘记，他曾经是个连微波炉都不敢用的人。
他父亲走那天，我跪在医院走廊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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