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了监控以后，我又等了两个月。
第十二次举报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适应了。
城管来，查，没问题，走。
流程我都能背下来了。
但那两个月里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我在县城办事，碰到了大学同学陆明。
他在县城开了一家律所。
我们喝了杯咖啡。
我随口说了城管的事。
他听完，放下杯子，看着我。
“沈念，你知道恶意举报是什么性质吗？”
我摇头。
“如果能证明举报人明知不属实，反复举报，造成被举报人名誉损失、精神损害，可以走民事诉讼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如果次数够多，性质够恶劣，还可以走行政处罚，甚至涉嫌寻衅滋事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但前提是——你得知道举报人是谁，还得有证据。”
我点了点头。
回家以后，我把所有的举报通知单找了出来。
十二张。
每一张我都留着。
日期、编号、举报内容、处理结果。
我做了一个表格，打印出来，锁在柜子里。
然后我继续等。
第十四次举报之后的第三天，我在监控录像里看到了一个人。
凌晨五点。天还没亮。
一个人从村东头走过来，帽子压得很低，走到村口的邮筒前面。
塞了一封信。
然后走了。
我把画面放大。
放大。
再放大。
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。
但那件军绿色外套，领子上缺了一颗扣子。
我认得。
那是我爸的外套。
我爸去世以后，我妈把他的衣服都给了我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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